第13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今天我们不抱怨方块字了，在不如人上，也不那么绝对了。一个群体的长期愚蠢，从功能主义视角看，很可能就是他们在生存的具体情境中被逼出来的唯一选项，因别无选择，所以是智慧。

周边这种嘴脸仍不时出现。但说到底，本书只是对中国历史或经验的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概括复述。读书一直杂乱，早就想依据中国历史的常识，顺着读书的触动，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国家制度视角，也即宪制的视角，展示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家之构成也即宪制的固有理性和正当性。既然我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就想展示，也自觉有责任展示，有着沉重肉身而不是仅有灵魂或思想的一些人，我们的先人，在这片特定土地上，在这块后来才被称为中国的土地上，如何为了活下去，为活得稍稍好一些，以什么样的智慧或极精炼的愚蠢（罗素语），一代代合作、演进和积累，造就了如此的中国。查找的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会掐死查找的念想。

就算对得起读者了，也一定对不起许多一直关心并以各种方式令我写作获益的朋友，也没法在此一一列名了。不可能通过论辩让一个人喜欢上什么，比方说一杯啤酒——好像是霍姆斯说的。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上下关系，根据宪法大致有两类，一是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二是人大与两院的关系。

即保留现行宪法第2条第2款、第3条第2款的规定，并将这两款合并为一款。扣押、搜查、留置这些措施，也是立案侦查后才能采取的行动。如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因为前者原则，后者具体，同时也符合我国宪法文本长期以来形成的格局。

如果规定成国家行政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呢？这也不太妥当，因为其中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均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自体系，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指与之相对应的各级人大，而中央军委只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各国宪法基本都确认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确认军事独立的原则。

依据宪法的上述规范，中央军委也是由人大产生（第62条、第67条第10项），对人大负责（第94条），受人大监督（第67条第6项）的，因此也应列入宪法总纲关于政体的概括性表述。根据2016 年11 月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6年12月25日通过了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及所辖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的决定，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此后，广东作为试点成立全国第一个反贪局，检察院才逐步把查处职务犯罪作为一项工作重点。这属于国家结构形式所调整的纵向权力关系，应排在规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横向权力关系）的条款之后。

在法律实施阶段，我们应尊重立法者的立法，认可其合宪性，但在修改宪法、修改法律、违宪审查等特殊情况下，法律的合宪性问题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而法律是否合宪其标准应该是宪法的有关规则和原则。现行宪法总纲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15] 宪法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有关组织法等法律忽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差别，一视同仁地将两院和政府同等对待，是立法者对宪法精神的误读。处置权包括两类，一是对涉嫌刑事犯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二是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免职、开除公职等，这些基本上也都属于行政处分的性质。

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这首先要将监察委员会纳入宪法总纲关于我国政体的条文规范，其次要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增加监察委员会一节，并对其他章节中的有关条文做出相应修正。鉴于国家主席在我国政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应将其纳入总纲有关政体的条文中，并明确其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虽然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但从人大有对国家主席的罢免权中可以推论出人大对国家主席也有监督权，因为监督是罢免的前提，没有监督就进行罢免是不合常理的。这是党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把军事领域法规制度纳入审查范围。但国家主席不能排在人大之前或之上或与之平行，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是改变或废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谈不上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了。

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但以上级领导为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要求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说明监察委员会内部的上下级之间是较为紧密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非相对松散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推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明确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由检察院管辖，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等其他经济犯罪划归公安管辖。

第7款：国家监察机关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13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一、现行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体及其内部关系的规定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主体包括人大和一府两院，这毋庸置疑。[6]侦查权本应属于警察系统，即使对特定人员（公职人员）的侦查权划归给检察院，在权力属性上它也仍然属于行政性质。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8] 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0] 沈跃东著：《宪法上的监察专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第63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副主席。

总纲第2条第2款规定了我国的政体：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也是新增加的一款，虽然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性质上也可归类于行政机关，但并非所有军事机关、而是只有中央军事委员会才受制于人大，因此很难并入第4款，而是需要单列一款。

《全国约有5万检察官转隶到监察委，检察院有补充侦查权》，110法律咨询网2017-01-05。即两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人大质询都是法律授权，而不是宪法授权，它是合法的，但是否合宪则令人怀疑。

[5] 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政府的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党政一体，同体监督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这一模式给人大的监督带来相当的困难。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7] 吴建雄教授指出，查处职务犯罪并不是检察院与生俱来的职能。如宪法第92条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这里将第3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分为2款规定，行政机关单独列为一款，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另列一款。直到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在单行刑法中将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为一类犯罪。

如宪法第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5] 监察委员会纳入国家政体后，它应当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应该没有争议。

它们不仅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而且都应向它报告工作。[7]如在调查中采取的讯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在性质上都类似于公安机关的职权。